- 19/10/2010
好「洋」不好學 其弊也愚
曾幾何時，活在西方世界或接受西方教育的所謂有識之士，都相信現行西方法制，在文藝復興啟蒙運動後，經過不斷改良，已是極為公平公正及公開，言論之 間，大有人間至善之國度，捨我其誰的氣派，不少西方國家，更借其軟硬實力，向他們所認為的落後地區強力推行，要令普世人類活在同一文化體制中，但無法掩飾 內心中的優越感，深信自己是上應天命的選民，而信服他們的則屬於次等人類，搞對抗的是最落後野蠻的劣等民族；故所謂公平，在這種先入為主的心態下，根本就 難以調和實現，毫無保留相信西方一套的，不過是好「洋」不好學 其弊也愚。
武功蓋世不等同先進文明
中國人因近二百年來積存的弱勢，可能對這種上帝選民心態沒有第一身的體會，這亦是歷史教育失敗的後果，四大古代文明中，唯獨華夏文明一直歷久不衰， 乾隆以前，自秦一統中國起計，大部份時間都是世界一等強國，經濟上不用說，即使軍事上亦是一流強國，其餘三大文明，都逃不出被落後野蠻民族征服的宿命，空 有文化而沒有軍事，只有華夏文明能在持續不斷的外族入侵及多次的外族統治下能反敗為勝，綿延至今，展現驚人的韌力及生命力，而且外族能成功入侵，多少有賴 統治階層之內鬥，例如西晉八王之亂(A.D. 290-306)，同室操戈，更有王侯引外族入境搗亂及殘殺本土百姓以便奪權，歷時十六年，令國家元氣大傷，最終 導致一段五胡亂華之黑暗歷史時期；當蒙古鐵騎橫掃中亞細亞，遠至歐洲及菲洲，武功蓋世，所向無敵時，宋朝在蒙古人和金人兩面夾擊下還是能堅持了好一段時 間，只是由於皇室統治階層熱衷於爭奪帝位，對善戰武將又極度猜疑，朝廷大臣則陷入黨爭中，令管治失效，終於先為金所滅，後再陷蒙古人統治中，即使如此，世 界上最先能集結組織足夠力量推翻蒙古人暴政的，亦是以漢族為主之中華民族，明朝亦是因為帝皇疑懼，斬殺忠臣，自斷股肱，以致內無法治亂，外不能抗侮，吳三 桂更藉言平亂引清兵入關，建立少數民族為核心之政權，令大量其他民族精英被排斥於決策階層以外，無法施展所長，管治質素低劣，歷三百年後始被推翻。中華民 族及文化，即使在軍事上短暫失利的情況下，仍能以同化外族的方式來擴大中華民族及文明的影響力。所以歷史上大部份時間，中國人都自天朝子民自居，心態正跟 現時西方世界以歐洲白人為主的人相似。
認為軍事上打不過別國即等同文化落後不過是皮相之見，按這些歪理，那麼街頭無賴豈非較大學教授更有文化?當然，文化文明的範疇大得多，能夠在軟硬實 力都有均衡發展才是全面，一個文明國家沒有自保的能力，例如宋朝過份重文商經濟而輕軍事，便大部份時間只能向強敵自稱兒皇帝，而蒙古帝國只有軍事而無可持 續發展之文化原素，亦只能是歷史中的剎那光輝。
路漫漫而修遠兮 仍須上下而求索
不計口傳歷史的五千年，以有文字記載的三千年歷史為據，華夏文明算是能夠在各方面都能均衡發展的一個文化實體。但西方文明的發展模式跟華夏文明過去 三千年的發展模式並不盡相同，西方文明是排他性極強之文化體系，文藝復興前以征服conquer 、掠奪raid 及勞役enslave 為擴張模式，凱撒大帝的名言－「我來，我見，我征服」(Classical Latin Version: "Veni, vidi, vici" ，English Version: "I came, I saw, I conquered.") 最能直接簡單地表露出西方文明的本質。文藝復興後，以統治governance 代替勞役slavery ，只是為了更巧妙地掠奪資源，降低被征服者的反抗決心。近百年各殖民地反抗風起雲湧，這種模式才有所收歛，轉變為更巧妙的手段，譬如全球一體化中的不公平 貿易方式便是其中一種。只要回顧西方世界女性及黑人民權的爭取過程，便知弱勢族群，在以平權為標榜之西方國家內，也要在六十年代以後才能開始得到某種形式 上的確認，但距離實質的平等仍然前路漫漫，對國家以外的異族，更不用說。反觀中國對外拓展，由漢朝出使西域閈始，都是和親為中心思想，主要目的，更是為建 立聯盟防止更具侵略性的民族入侵，鄭和七下西洋，所到之處只留下當時世界上算是較先進的工藝技術，當地原住民，都自發地為鄭和建碑立像築廟供奉，直到如 今，期間並無留下一兵一卒駐守，更未有推倒當地政權建立殖民地傀儡政府，但約一百年後，西方白人便閈始向外開疆闢土，爭相建立殖民地，大規模屠殺原住民。
華夏文明有先進可取一面
更諷刺的是，華夏文化，一直保持非攻傳統，向來以防守為主，領土版圖的擴大，每每是推翻極具侵略性之外族所建立的龐大帝國後，繼承其原有管轄區而得 來，看唐、明及民國後之領土便知大概，唐是收拾五胡亂華殘局，平定入侵中國後而各自建立且互相攻伐的少數民族政權而來，明則承受蒙古元朝之疆土，民國至今 之版圖是從接管晚清之領土而得來。入侵之異族，最終被同化、推翻且溶合在中華民族中，例如元朝雖將漢族定為第三等，但忽必烈主張「行漢法」；清朝後期之滿 族子弟，多已不懂滿文，生活起居習性幾與漢人無異，這種壯大發展的模式在人類歷史中是否獨一無異不敢說，卻肯定是極少見的現象，但在中國歷史中卻屢次發 生，如果說適者生存，那華夏文化之遺傳基因，在掙扎求存的過程中，必定有過人之處，其中兼收並蓄、吸納外來文化的能力，也許是當中的關鍵因素，看佛教，回 教、基督教(唐朝時稱景教)及本土的道教，在中國，大致上都能和平共處，沒有如西方般爆發大規模的宗教戰爭，對個別宗教狂熱份子來說是異端邪說的土地，但 今日西方所謂之多元文化(multi-culture)，不也是在極端宗教種族主義者經過數千年的互相仇殺後，終於領悟出來具西方色彩的中庸之道；在中國自孔子以後，這種包容精神，早已 是文化的一部份，排斥外來文化，不過是近世紀明清兩代個別統治者的鎖國政策所致。
-28/10/2010
體用之說 先有成見
對引入西方優秀文化元素，以國人數千年來對外來文化的接受程度來說，那是沒有太多反對聲音，只是在讚成和反對之間，有極寬廣之空間，撇除少數反對 者，支持者的光譜亦非常廣闊；清末民初對天朝大國仍有殘餘情意結的遺老遣少，提出「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之說，是在光譜的一端，對中國文化完全失望而主張 全盤西化的在光譜的另一端，而西方文化亦非單一類型，其間取捨亦有分別，本地從二戰後恢復英治開始，主流教育都偏重西方英美主導之文化，中國文化的教育是 聊備一格，當時香港年青一代，一般都對傳統文化認識不多，所謂認識亦以負面居多，在建制向熟悉及接受西方文化的人士傾斜下，社會的精英階層，都是這類背景 的人士為主，可以想像他們是真心誠意想信他們所學到的知識，當然亦有少部份受當時某些歷史事件刺激而重新探討傳統文化，在認知過程中逐漸梳理出另一套與原 來信念不同的見解，身處於光譜之中游地帶。
進入廿一世紀，緊持老祖宗一套，完全拒絕改變的遣老遣少，大都已仙遊，跟老祖宗同登極樂世界，結果不同意見人士之光譜便向全盤肯定西方主流文化那一 端傾斜，不談中國文化之中庸之道，以西方互相監察制衡的平衡理論來看，也看得到沒有反對意見的危險，過份相信坐擁真理的往往變質成為固執狂妄而欠缺自省能 力，更可能墮入目的正確而不擇手段的死胡同(The Ends justify the means)，由至善而變質為小惡，由小惡而擴大成大惡，正負相生，善惡相乘，禍福相隨，似是玄學，實際是客觀規律。
清末時一些學者提出「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之說，文化竟有體用之分，是先有成見，原因是天朝心態作怪，失敗已是歷史事實，不必事後孔明，但今天情況 逆轉，雖然近年兩岸三地都各有表現，經濟成就尤其可觀，但國人經歷整整兩個世紀的屈辱和折騰後，天朝文化心態已所餘無幾，面對西方列強，骨子裡還是自慚形 穢居多，反之西方國家及好一部份本地精英份子，經常挾洋文化自重，一面倒地向西方文化傾斜，無論「體」「用」，皆只言及西方體制，這是西方式的天朝上國心 態，百年河東，百年河西，今日西方國家領導人及其追隨崇拜者，跟乾隆王心態，又有何分別。
成王敗寇 物質文明發達視作精神文明優越
欠缺謙卑之心，便失去客觀分辨是非對錯及改進的能力，西方文化之優點，世人所見，一般是物質文明的成就居多，精神文明的優劣，其實不大了了，注重物 質文明其中一個效果是軍工業發達，軍事強大，結果在戰爭中有更大的優勢，但發動這些戰爭的動機本質便是邪惡，在精神文明上如何值得吹噓，這種站在戰勝國既 得利益立場看事物的人士如果是戰勝國的子民不希奇，但受害國子民竟持同一觀點卻是不能認同，這充其量是一種極端的成王敗寇論，根本就不講精神文明，即使這 些國家在國內已能令公義普及至大部份國民（事實當然遠非如此），但對被侵害地區老百姓而言，公義便不知從何說起。蒙古人當日建立橫跨歐亞菲之龐大帝國，在 中國地區內，將人分四等，分別為蒙古人，色目人，漢人及南人，較年長的一輩，對此等人種階級劃分，當有似曾相識的感覺，但六十年代打後的較年青一輩，如果 不思不學、思而不學或學而不思，便都誤信西方文化自始至終皆遵從平等公義之原則而無條件接受，甚至將其中本身先天缺陷而來之負面效應亦歸咎為傳統文化餘毒 未清所致。
法中留情 法治如何非人法
法治及人治的爭議中，現時差不多一面倒地向法治傾側，年青人尤其明顯，這是對事物未有深入了解的天真見解，世上那有純粹的法治或人治，法治是概念， 實踐時離不開人，從立法，執法以至司法，皆有人性的影響，故此縱然是法治，亦建立在社會中大眾共同之理性執行、遵從及默許基礎上，跟人治的基礎沒有兩樣。 如果擁有立法、執法或司法權的人士操守或質素不佳，單靠形式上之法治又有何用，那正是蘇格拉底及柏拉圖更接受聖王體制的原因，只是回歸現實，如何選出聖王 是千古不解難題，能解決選賢與能問題，法治人治是殊途同歸。大陸法系(Continental Law)採用的體制，比海洋法系(Common Law)更大程度排除人的主觀感覺，更接近純粹法治，卻被海洋法系的倡議者咎病，跟先賢往日批評法家刻薄寡恩其實有共通之處；普通法更在某程度上確認法官 擁有個人判斷的權力，例如對新生之爭議事物(matter of first impression)可自行作裁決，成為案例，作為日後同類爭議裁決依據之一種，正是以活人心智補死條文之不足，容許法中留情，不少法官的判詞，充滿睿 智溫情，成為法律系學生甚至世人傳誦的名言佳句，可見在法治中包含一定程度之人治，只要配合得宜，反而為人稱許。
以釣魚台列島的主權問題為例，有象牙塔中學者說循國際法處理，是天真簡單至極的想法，在以法治平權為傲的西方國家，在今天，法律體制仍未能保證全民 平等，權貴利用控制立法及執法的權力，令法律面前部份人擁有更多權利，竟然有人以為法律可以超越這類國家主權爭議的層次，完全不切實際，如沒有政治和軍事 的因素存在，有關地域的主權，歷史及文獻都異常清晰，根本就沒可爭議之處，沒有自保能力，即使國際法法庭法官不受影響，誰會對裁決認真，清朝末年的例子難 道還不夠多？故此以為法律可以超然人性及客觀環境之外，那應再花多點時間研究歷史上各大大小小的戰爭再重新思考，有實力才有資格講道理，要令對手坐下來理 性商討，對等甚至壓倒性的實力是充份且必要條件，而不是書生的道理。
對等而理性的反對力量令社會進步
至於社會內部事項，對付權貴濫權，同樣須要對等而理性的反對力量，一面倒向建制傾斜，只會為不理性不健康的反對力量輸送能量。在長遠而言，權貴濫 權，影響立法，令法制傾斜，可以在合法情況下盡情地肆意地滿足貪婪慾望而不受約束，其實是動搖社會根基為自已或子孫掘墳墓，但眼前利益太吸引，容易令人盲 目，八王之亂時，爭權者又那會想到他們的自私自利行為導致日後五胡針對漢人的種族大屠殺，差點令漢族及華夏文明步其他三大文明後塵，成為歷史名詞而非具有 主權國家作為實質載體的人類文明。
本來作為一介小商販，雖然也有幸讀過點書，但無暇亦無力求甚解，數十年來，一直未有意圖置疑社會精英和有識之士在社會民生事務的見解，但自踏入千禧 年後，眼見小商販經營環境日漸惡劣，再見普羅大眾弱勢社群生活質素及前境倒退，而各範疇之壟斷不斷增強，如果不是貧者愈貧、富者取之無道，富者愈富本來不 成民怨之肇因，如果不是部份有識之士從旁協助，藉此上下其手，參與劫貧益富之活動，不會令大眾仇富不仁外，更添反智情緒，有見及此，才開始在網誌上，以切 身經營環境為中軸，再旁及社會上有關之不公義事件，提出批評，回顧幾年來的網文，老樸充其量是當個信差，將已存在的事實提出，西諺有謂殺死信差不能解決問 題(Don't kill the messenger./ Killing the messenger is not a solution.)，因為問題先於信差而存在，正如貧富極化及造成之禍害，又那是信差所為，尋找解決良方漸成跨政見之社會共識，這亦是世界大勢，正常來 說，由認知至實際有效之行動，會有滯後情況，但十年來問題仍繼續惡化，要求改變的力量已達爆發臨界點，著手解決已不能再遲。而對無條件拜倒在西方文化的體 制和意識形態的一股極端趨勢，則暫時未見太多警覺，因為既得利益者的利益建基在這個體制上，獲得它的確認及保護，而弱勢社群和年青人，則相信西方體制和意 識形態會為他們帶來公義和希望。
晉八王之亂，始於晉惠帝之昏庸無能，「天下飢，何不食肉糜」正是出自此昏君之口，成為千古笑話；無可否認，所謂既得利益者中，不乏開明及具社會責任 人士，但礙於成長環境，特別是三代以後的世家子弟，生於大宅，受業於歐美貴族名校，往來皆達官貴胄，雖然今日資訊發達，未至如晉惠帝般胡塗，始終對基層社 會無切身體會，對中國文化亦少有深入認識，無論體用，自然皆以洋學為本；另外部份人士，則是學有所長，具專業知識及資格，一心憑知識創富及登上社會上層， 對歐美富豪發跡史及手段瞭如指掌，不少以為只要在法治框架內，無事不可為，商業倫理在西方經濟活動中從來沒有實質和具體之意義，以至市場不斷出現合法而不 道德之活動。
至今為止，西方文化處理倫理道德問題，仍循法治途徑著手，用立法方式將道德要求內部化至律例中（internalization of ethical rules into law），例如投資/投機市場的有關法例及守則，便加入內部交易及申報等條款，但這類接近道德規範多於法律規範之條例，令法例過於複雜，由理解，查證以至 執行都有困難，加上法律語言難懂，法律程序難明，法律費用昂貴，法律維護公義之功能大打折扣，公義不能讓公眾共享，名不符實，成為少數人士權利，其中之藍 血貴族，縱然不是存心行惡，但自覺出身優越，知識淵博，亦相信西方體制遠優於其他文明，基層聲音聽進耳內，卻難聽進心內，要說服他們，訴諸群眾沒有用，意 見不能有量無質，具體來說就是理有節有根據，其他權貴及依附其上之寄生族群，特別是能言善辯而專門鑽體制漏洞的專家學者，最會施展指鹿為馬，白馬非馬、以 偏概全等慣技來開脫，有理亦說不清，質之外還是要量，沒有強大的的民意基礎，不會願意讓步，而且最樂意見反對意見走向極端，如此便能證明反對者非理性而無 需理會，繼續仙福永享。
懂得鑽制度空子 賢佞難別
後一類人是激發民眾反智及仇富不仁的導火線，同時令溫和理性的批判聲音無法得到認同，相反非理性和走向另一極端的觀點更受支持，令事物被簡單對立二 元化起來，觀點、行為或政策，非以本質定奪而是以陣營區分，只有敵我之分而無對錯之別，縱然是合理亦往往被懷疑否定，最終做成非理性之對抗，共孽即共業， 這些現象都有跡可尋。王充（AD27-97）《論衡》第33編如此分析佞讒賢三者之別：
問曰：「佞與賢者同材，材行宜鈞，而佞人曷為獨以情自敗？」
曰：「富貴皆人所欲也，雖有君子之行，猶有飢渴之情。君子則以禮防情，以義割欲，故得循道，循道則無禍。小人縱貪利之欲，逾禮犯義，故進得苟佞，苟佞則有罪。」夫賢者，君子也；佞人，小人也。君子與小人本殊操異行，取舍不同。
問曰：「佞與讒者同道乎？有以異乎？」
曰：「讒與佞，俱小人也，同道異材，俱以嫉妒為性，而施行發動之異。」讒以口害人，佞以事危人；讒人以直道不違，佞人依違匿端；讒人無詐慮，佞人有術數。故人君皆能遠讒親仁，莫能知賢別佞。
難曰：「人君皆能遠讒親仁，而莫能知賢別佞，然則佞人意不可知乎？」
曰：佞可知，人君不能知。庸庸之君，不能知賢，不能知賢，不能知佞。唯聖賢之人，以九德檢其行，以事效考其言。行不合於九德，言不驗於事效，人非賢則佞矣。夫知佞以知賢，知賢以知佞，知賢則賢智自覺，知賢則奸佞自得。賢佞異行，考之一驗；情心不同，觀之一實。 」
二千年前之王充，已知佞人之聰明才智能力與賢者無異，懂得鑽制度空子，故為害更大，以事危人，依違匿端且有術數，令人莫能知賢別佞，智慧尤勝今人或西方以為法律萬能之人士。
-1/11/2010
禮失而求諸西方法制還繫於取捨
對弱勢社群這種反智及仇富不仁的心態可以理解，中小企經營者及從業員身同感受，苛政猛於虎，近年新訂立法例及行政措施大幅度向財團大企及西方跨國企 業傾斜，令中小企經營環境極度惡劣，動輒得咎，損害自由經濟，卻另一方面高調宣揚香港精神或所謂獅子山精神，而完全未留意到可以讓這精神盡情發揮的環境已 被那些超英趕美、漠視客觀條件又未經取捨的政策及法例破壞得七七八八，那些典型成功人士換在今日環境下以相似的模式行事，能成功而不惹干預甚至官非才是希 奇古怪。年青人怎會看不見，那能不起而抗爭，只是卻仍相信西方體制文化是唯一出路，似乎看不到公義所以不能普及，西方體制的內部缺陷 (institutional defect) 是非常關鍵之因素。華夏文 化、盛極而衰近五個世紀，由鴉片戰爭至二戰完結之一百年是衰落之谷底，一切最壞之缺點已全被看得一清二楚，西方文化自文藝復興(Renaissance) 至今，脫離中古黑暗時代 (dark ages)，衰極而盛，其間英國在海上擊敗西班牙無敵艦隊，陸上擊敗法國拿破倫，結束列強並立局面，建立日不落帝國,首先成為群雄之首的霸主，然後因一戰 二戰受德國挑戰，大傷元氣，美國因得到大洋保護，遠離戰火，坐享漁人之利，取而代之；現在風華正茂，一切優點亦讓世人看得明白；惟在風光之時，也最易令人忽略其中缺點，年青人每每因恨鐵不成鋼，更沉不住氣而認定中國傳統文化一無是處，但願全盤以西方體制取代。
無以名之，此信念猶如武俠小說人物追逐上乘武功秘笈之心態，以為實現公義社會有捷徑，「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嘗試失敗後，眾說紛紜，除主張用英美 模式外，有讚成照搬納粹德國，日本天皇或前蘇聯蘇維埃體制以求速成，近乎藥石亂投；在香港，過去百多年，搬來了英式法制，但英人亦保留不少清末民初之傳統 禮教律例，某程度算是做出成績，回歸前後英式法制卻被過份神聖化，避談其不足之處，近年更積極向美式法制靠攏，連英人的謹慎保守之態度亦忘記，出亂子後仍 未醒覺到體制缺陷在不同之文化背景中更容易顯露出來，猶如工具或武功招式，大用小用，還在其人，使用者沒有技術或武功底子，拿著高科技器材不過是裝飾品， 拿著倚天劍屠龍力，耍著什麼獨孤九劍或胡家刀法，也未必能傷到別人一根頭毛，更莫說天下無敵。
對政治理論的迷戀，心態亦相同，其實各門政治理論均包含目的及實踐方法兩部份，敢說大部份主要理論，目的大同小異，皆是尋求人類福祉，只是實踐途徑 各有堅持；而實踐時因涉及權力及掌握權力的組織，更有不少掛羊頭賣狗肉的情況出現，影響是非黑白之客觀判斷，那正是我們不談政治的理由，既然目的相同，方 法又何用定於一尊，「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正是黑貓白貓，會抓耗子是好貓的古代版本；華夏傳統文化，亦處處是此概念付諸實踐的例子，表面獨尊儒學， 實際內容是混雜融和各家學說，但求大道能行於天下，而非介懷工具或方式，從壞處說是大醬缸，什麼東西進入中國文化醬缸內都失去原本個性，從好處想是感染力 及親和力強，對外來文化沒有強烈的排斥對抗，而是略作修改以適應原有環境（adaptation)。近年內地民眾對外來事物接受及適應之快，顯露的才是國 人數千年來的真本性，上海更是其中表表者;過程初期不免鬧笑話或出洋相，但回想上海是十里洋場時，香港仍是土裡土氣的漁村，除洋人及上流社會的小圈子外， 一般平民不識時髦為何物，戰後至六十年代，很多工藝服務行業如理髮裁縫，仍事事以源自上海為上等，莫說八十後不知，七十後也未必曉得，如今嘲笑甚至辱罵內 地人及其文化的，理應重溫龜兔賽跑的故事後，再從客觀的角度重新評估今後趨勢，「後之視今，猶如今之視昔」。
學習西方文化長處，去蕪存菁才是關鍵，堅持純正版本的純萃主義者跟宗教的原教旨主 義者有很多類同之處，都是排他性極強的信念堅持者，這是希臘沒落後，由羅帝國開始發展出來的西方文化之潛在本質，一戰二戰那樣大規模的戰爭，主要戰場及參 與國家皆是在歐洲，這亦可能是原因之一，相反歷史上以漢族為管治核心的朝代，打的都是防守戰爭。一些西方國家經歷多年慘烈戰爭後，特別是較弱小國家，開始 接受多元文化的概念，並且貫徹至國際關係層次，但強大的西方國家，便顯然被勝利蒙蔽，無法按捺同化全世界的衝動，以主動出擊方式，全方位推行自己的文化體 制，大有「順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氣勢，與羅馬帝國的擴展模式，其實一脈相承。
比較文化 從新發現華夏文化精華
多花點時間重溫希臘文化，便知道當時學者對各式社會體制仍保持閈放態度，只是被更落後之外族征服後，失去持續發展機會近十五個世紀，直到文藝復興後 才由西歐諸國學者重新發現，只選取其中一部份理念，用來矯正中世紀黑暗時代政教合一及封建制度 (feudal system) 下王室及貴族階級專權的流弊，具有一定之針對性，形成今日之主流文化後，便有定於一尊的野心，近似漢朝獨尊儒學，以矯正秦之苛政，但不同處是漢族基本上能 維持主權國家的地位，文化保存較完整，儒家以外學說仍能並行發展，故此華夏文化本質上比其他文化包容溫和，不似其他古老文明，不是毀於戰火、無故湮沒、便 是被外來征服者壓抑而停滯不前多個世紀，留存下來的可能是經過選擇的一部份或意外被重新發現的零碎內容，羅馬後期改奉天主教為國教後基本上都習慣一元文 化，跟中東亦是一元文化之伊斯蘭文明持續纏鬥近二千年至今，其間敗多勝少，文藝復興確實令西方社會內部衝突減少，工業革命後，依仗軍工業的發達，開始打開 勝利之門，直到如今。
但這條成功之路，不見得是其他地區通往富強之路，中國人之財富，是自 黃帝以來歷代國人自行創造累積而來，對外貿易亦以公平為主，甚至基於和親理由向前來天朝結交或進貢的國家回贈等值或更名貴之物品，並非以戰爭掠奪方式取 得。相反，今日西方國家之富強，無論如何掩飾逃避，都無法隱藏過去數百年藉掠奪勞役其他地區而致富之事實，重提白人文明之原罪，是希望年青人看西方媒體及 書本以主流白人觀點寫成的理論保持批判及清醒，說西方體制能致強(軍事)應該屬實，致富則未必，即使在鴉片戰爭前夕，西方國家跟清朝貿易都 維持龐大赤字，當時中印國民產值，據歷史學家估計佔世界六成以上，單是中國已佔四成，當時西方國家已完成工業革命，並且在非洲建立大量殖民地，販賣勞役黑 人達兩個世紀，但說富有，固然比不上清朝，連印度也不如，庚子賠款，清朝差點賠上了老祖宗累積了二千年的白銀，甲午戰爭賠償相當戰勝國日本兩年之國民產 值，賠款被用作擴充軍備侵掠中國，令中國從銀本位制 (silver standard) 國家變成純粹信用貨幣制，金融制度崩潰。說西方文體制能致富，不過是歷史中眾多神話之一，打個譬喻，猶如強盜騙子憑搶掠或行騙獲得第一桶金，再憑這筆資本 幹表面較正當之買賣致富，然後跟你說要依照他後期表面般老老實實做人便能大富大貴，相信的不是天真簡單是什麼?難道世界還有另一個地球供新興國家掠奪勞役 來取得經濟發軔所需的第一筆資本?
自求我道 勿忘大節不逾矩
本來小商販不敢談大道理，原先只欲談營商所涉之苦樂，作為一介小民，對所處之社會，只望兩事，第一是管治人才可以選賢與能，第二是沒有濫權不公，能有七八成實現，安居樂業便大可成真。惟 如王充所言，能者究竟為佞人抑或賢人，在乎一念之間，十多年來，影響立法傾向及行駛語文知識霸權，為不合情理道德之損人利已行為合理化的現象，一日比一日 嚴重，不少正是西方文化體制內在缺陷所致，有心人看到社會不公義起而批評抗爭，這原是改進的動力，但一些人士、特別是年青人，竟將那些西方政客、媒體及先 有成見之學者所說的的言論完全當真，以為西方文化已可與平等公義畫上等號，其實很多對西方文化的認知都極有限及偏頗，一 個原本憑軍事屠殺、掠奪及勞役世界其他地區人民近四個世紀，然後以不公平經濟交易手段謀利近一世紀至今的文明，不計曾是西方文明擴展下的受害國家，即使活 在這些西方社會之基層百姓及族裔，仍在為追求公義而跟其文化政經體制下自然產生之權貴抗爭，沒有親身接觸活在些社會底層的民眾或弱勢族裔，憑什麼便天真地 相信，模仿這種侵略性的崛起模式，便能建立富強公義之社會；事實上，亦有部份西方人士為西方文明過去五百年對其他國家民族造成之傷害反醒懊 悔，協助其他國族對抗西方國家之政客或財閥，抒解西方文明之原罪。以為西方文化的模式能達致公義社會且放諸四海而皆準是太早了一點。多讀一點先秦諸子百家 及希臘諸位聖哲的論述，才明白什麼是「望道便驚天地寬」。此外，本地年青人對中國土地各處傳統文化同樣欠缺有系統及深入之認識，一般只限於生活中承傳下來 所餘無幾的民間習俗和智慧，對居住在遼闊土地上各處的漢族及其餘五十多個少數民族的民俗民情及傳統，認識無多，以華夏文化為主軸之中華文化，還包含多元多 樣性的文化元素，如何跟外來文化磨合接軌的現實問題，沒有足夠的認識，理論上難有太大發言權。
擇善固執是美德，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的氣概更是難得，不過事前必須要做多點功課，盡力肯定選擇正確，否則行事愈激，為害愈大；又應為可能付出 的代價作好充份準備，文明社會，雖然未至拋頭臚，灑熱血，但某些個人犧牲仍難免；最後是「大節不逾矩」，意見能為世所用固然可喜，不為所用大不了是隱於山 野江湖，仍可藉各式渠道表達意見，只要建制未至於愚蠢至以為殺死信差等如解決問題，理性有建性之言論長遠必會產生正面影響，卻萬萬不應有樂於見到外國成功 征服及統治自己國家的念頭，試看看所謂西方文明國家政府本身是否接受得了這類逆反言論便知。歷史上，外族入侵中國建立之政權，遠的有五代十國(五胡亂華) 和元朝，近的有滿清及日治時之傀儡政府，雖然最後都被推翻且大多融和在中華民族中，卻為國人帶來無窮的苦難，五胡亂華時猶如非洲近年多次發生之種族滅絕屠 殺 (genocide)，漢族被迫南遷，北方漢族幾乎被殺光；金人滅北宋時，估計屠殺漢人達一千五百萬，蒙古吞金滅南宋時，據《元史》記載估計，金宋境內被 屠殺之金人漢人最少達六千萬人，是中國當時人口一半（如非73歲號長春子之道士丘處機（1148年正月十九－1227年七月初九）1221年應成成吉思汗 邀請，歷一年行程，於1222年春天會成吉思汗在「大雪山」（今興都庫什山）並以「敬天愛民」、減少殺戮、清心寡欲等回應治國和養生的方法 ，令成吉思汗大減殺戮，否則以當時蒙古大軍原先奉行之搶光、燒光和殺光策略，很多種族如今已經滅絕，史稱「一言止殺」，對話由耶律楚材編集成《玄風慶會 錄》，可見華夏文化之軟實力不差）；滿人入關的「楊州十日」，「嘉定三屠」，血跡班班，日軍侵華，南京大屠殺及七三一部隊的史實，行兇國家內的部份極端份 子仍在否認；戰爭扭曲人性，自詡為文明國家的，同樣被揭發屠殺老弱婦孺。
恨鐵不成鋼的憤怒，愈年長的便愈強烈，不是憤青專利，但絕大部份前輩，無論如何狠批時弊，都不會亦不敢如某些憤青般公然表示希望外國軍隊打敗自己的 軍隊、「進入」自己領土內，無論這是戲話還是氣話，說話的人正正是欠缺分別是非黑白的能力，又能奢談什麼公義，「於止，知其所止」，能以理性約束情緒，便 不必來甚麼苛法，因為法律管不到人心。
－ 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