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殞落的前奏？
Fall of a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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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2010
簡單清晰的理論，說得動聽一點，是較易令人信服，說得難聽一點，是特別容易騙人，人傾向 相信簡單易明的道理，年青人及懶惰的人更特別相信真理是應該簡單易理解的。可惜現實每每愛跟大多數人開玩笑，最像真理的原來是假貨，例如對大多數的人來 說，日月星辰繞地而轉的地心說，較地球繞太陽而轉的日心說來得簡單而且切合經驗感覺，但感覺愚弄了懶於思考的人。
年青人對簡單清晰理論的偏 好，不完全是因為懶於思考，而是閱世未深，礙於識見，識是憑閱讀聆聽前人思想間接得來的知識，能力較強的，短時間便能博古通今，學貫中西，見是直接觀察接 觸累積起來的見聞，質和量的多寡視乎個人的性格和造化，孔子說「學而不思則惘，思而不學則怠」，老樸以為，思與學之外，還要加上「習」，即實踐，所以中文 學與習兩字合併連用成一複合詞，一般人少有深究，中文學習一詞已包含英文中之 learning 及 practice 的兩重意義，而且嚴分先後，不能先習後學，否則只會敗事，如涉及生死存亡的重大事情，隨時草菅人命，而慎思(discretion)則貫串整個學習過程。
不 慬或不敢思考跟懶於思考後果相同，容易無條件接受一些憑感覺或依賴權威而深信不疑認之見解，一段不知出處，曾經多番被引述的名句說:「年青人不信社會主義 是沒有出息，年紀大了仍信社會主義是沒有見識。」正正總結了早期年青人在清末民初特定社會大氣候中學習思考時的大方向。
研究歷史社會學的都 會發現一個鐘擺現象，便是物極必反，凡事物做過了頭便孕育了一個擺向另一個極端的能量，如果社會中奉行中道的人數不足，便不斷在兩個極端中來回搖擺，長期 顛簸折騰仍無法穩定向前發展，西方近代社會在過去數百年便曾經經歷不少這類的極端搖擺，例如法國大革命，俄國大革命、納粹主義興起，中央計劃經濟的實驗 等，犧牲不少時間和人命，才在各極端思想的矛盾中找到折衷平衡，大致摸索到適合他們文化背景的制度模式，這也許就是黑格爾所謂之正反合之過程，或是毛澤東 先生所說之矛盾的統一。他們的變化亦影響東方社會的發展，無可避免地也出現在極端主義間來回擺動不停的現象，由於文化背景不同，甚至性質中庸之制度模式， 推行過急而缺乏配套，亦猶如極端措施。
看馬尼拉港人八死七傷慘劇，梅菲定律 ( If anything can go wrong, it will, <http://www.murphys-laws.com/ >) 中所謂一切能出錯的，都全展示在整個過程中，誰又能想像二戰後初期菲律賓曾是東南亞經濟社會最安定繁榮之國家，菲國先後由西班牙及美國管治，二戰後菲國獨 立，移植了西方之政經制度，公認是區內最先進的，前途一片光明，當時中韓越南皆陷於內戰困局，兩大意識形態集團在世界各地進行冷戰熱戰，來港難民無以維 生，以各種門路往外地工作，然後將收入接濟香港及內地親人，菲國是目的地之一，至上世紀六七十年代香港經濟藉製造業起飛後已是此長彼消，港人不復再興往菲 國工作之念頭，八十年代情況逆轉，菲國女傭，蜂湧而至，其中不少擁有大學學歷。相信簡單地移植一個在不同文化中行之有效的制度便能萬事大吉的人士，是時候 清醒一下腦袋，仔細研究菲國之個案。
老樸向來強調，制度還賴人來推行，也建立在大多數人的應許consent 和恪守(compilation) 基礎上，人沒有相應的精神狀態(mindset ) 配合，陽奉陰違或不懂如何遵守的人口過多，實踐起來便走樣，急於求成反變得有名無實，徒具形式而並無實質，所有程序都是走過場，沒有認真執行，令情況變得 更壞是太多人只能預見短期內的效應而不能想像中長期的影響，將社會看成靜態似的，以為一招便能解決現存問題，而沒有好好考量或低估在互動環境下的連鎖反 應，正如奕棋高手，都能計算對手往後多次對奕可能作出之步署而預計本身的相應對策，能演算的步驟愈多，勝算亦愈高，盡信書不如無書，盡信制度不如沒有制 度，做人處世，大可正面樂觀，但謀事則必須先向最壞處想，事前有多手準備，不致臨時週張，手忙腳亂，為事時則認真謹慎，盡力而為，成事希望始能提高。但人 性卻偏偏相反，謀事時向最好處想，為事時則慵懶鬆散、漫不經心，出事時手足無措，互相推御責任，任何良好制度也是徒然。
菲國人是樂觀快樂的 民族，但謀事為事之時，便成弱點。國人五千年來苦難不絕，積榖防飢心態，本來是深層文化，奈何七十年代至今，有三代港人，生於安樂，長於豐足，憂患心態早 已消磨貽盡，立法及政策製訂質素每況愈下，發展金融，驅趕工業，流失大量中低技術勞工職位，工人爭相搶奪原屬厭惡性工作之清潔保安職位；沒有長遠土地政 策，致經濟以地產為重心；假設保住金融地產商發財機會便能帶動整體經濟，只肥了合法貪婪就是好的高級行政市務人員，花紅屢創天文數字；推強積金，卻完全信 賴保險公司，缺乏競爭外，監管僱主嚴格，監管基金管理人不足，結果大部份基金表現落後大市及一般基金，酬金卻遙遙領先；版權法例緊貼濫訟盛行之西方大國， 而輕率假定本地各路人馬不會濫用，不設反制機制，讓所謂專業人士可以上下其手。這種種民生經濟措施規劃失當，令壟斷市場之特權人士和企業蠶食各行各業東主 之盈利及勞工的工資，貧富懸殊趨勢不止，碰著自覺為民請命之年青人及為撈選票之政客，將責任推向全部企業，以為搞最低工資便能改善現狀，好心做壞事；中小 企並無市場壟斷能力，何以要承受這一切由財團大企及某些專業人士掠奪民眾財富的責任?歸根究柢，失卻慎思明辨之心，更漠視前人經驗及一切反對聲音，只相信 一些不切實際的假設及直覺，長此以往，社會競爭力盡失，重蹈菲國覆轍；難道富不過三代，亦應驗在城市興衰之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