愚智談 WiStupiDialogue
文化茶寮系列
Culture Jabber Tea House
2.8 亢奮後的反思
Aftermath of Exuberance
7/2/2015
7.2.2015
愚：前輩上次説很多人的意見是「一犬吠日，百犬吠聲」，我倒很想知道那吠日的一犬是誰呢！
智：哈哈，你愈來愈懂問問題了，聰明人可以掌握很多學識，但常會用錯了，有智慧的人才懂學問，或應該說懂得發問的人才有智慧。用這成語重點不在侮辱
論者是狗，先得要澄清；人云亦云是大多數人的通病，特別是對學術權威人士的意見盲目言聽計從，表面上是信服真理，但不問究竟，其實跟盲從權力沒有分别。近
年世界各地學術，文化及傳媒界對民主政制的亢奮，始於蘇聯的解體，言論最具代表性的，是美國日裔社會學大師福山(Francis Fukuyama )在他92年的鉅作-《歷史的終結》(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中興奮地宣佈：
愚：前輩是説這位什麽福山的就是宣稱西方意識形態取得最終勝利的第一人嗎？
智：是法蘭西斯•福山，他是歷史學大師享亭頓的高足，系出名門，本身亦是知名學者。他是終結論的發起人不是我的説法，而是很多人引述他一篇以《歷史的終結》
為名的論文及其後一本同名的書而廣泛流傳的論點。可是，十多年後，西方民主沒有為非洲，東歐，中東，拉丁美洲等經歷顏色革命的國家帶來應許的人間天堂，而
是無盡的政治動亂，經濟衰退，國家分裂，較嚴重的是出現內戰和種族屠殺，黎明前的黑暗説了再説，黑暗還是沒完沒了，號稱普世價值的民主出現嚴重的水土不服
病徵。此外，西方民主國家一家獨大的單極世界格局，沒有為地球村帶來更多的和平繁榮，蘇聯解體後，輾轉變成今日的俄羅斯，最終還是西方國家的最強對手，和
解無望甚至怨恨更深；伊斯蘭教以不對稱戰爭來挑戰西方的干預；戰爭和恐怖襲擊甚至更甚於冷戰年代，原來樂觀的西方學者，也不得不修正看法。
福山在他的兩册新作《The Origins of Political
Order》及《Political Order and Political Decay: From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to the Globalization of Democracy》中，顯然對自己先前的理論作出修訂，他雖然對西方民主仍然充滿信心，惟不得不承認民主政制同樣會出現腐敗(decay)的現象，並憂心衷衷地表達迫切的憂慮。在他的分析中，政治秩序的誕生和維持，有賴在強力的國家組織／強勢政權府(strong state institution)，法治(rule of law)和問責(accountability)等三者間取得平衡。其實，某種程度上，這説法是推翻了他之前在《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一
書中所作的樂觀判斷，因為在理想狀態的民主政制中，強勢政府是不可思議的，強與弱是相對概念，強勢政府便意味著弱勢民意。年青人心中的理想民主狀態，政府
是一個執行全民共識而沒有本身意志的公僕，現實中，根本沒有絕對的全民共識，有的是利益族群的角力，勝出一方的意志便形成政府意志，強制向全民執行，所以
民主不過是多數人的極權。承認有相當強勢的政府是政治秩序的必要元素，説明福山從理想回到現實。
愚：我有點兒明白前輩的意思了，因為世界不可能事事都有全民共識，所以採用多數人意見只是一種多數人對少數人的專權；但是，少數服從多數，那也是個合理辨法，有問題嗎？
智：真的沒有問題嗎？想清楚了沒有？
愚：呃…這個…，想深一點，又好像有點不妥，如果多數人恃著人多勢眾，損害少數人的利益，那便有點問題。
智：不是有點問題，是大有問題。用投票來做決定沒有科學根據，是合情，不是合理，最簡單的例子是科學知識都是少數人的成就，而且經常違反多數人的常識，哥白尼，伽利略等便吃了不少苦頭。近年亦有不少嚴肅的學術研究探討憑多數取決的替代機制，例如芝大研究員及助理教授 E. Glen Weyle， 提出「二次定價買票制度」(quadratic vote buying system)，是嘗試將投票的邊際成本（marginal cost)和邊際效益(marginal benefit)等同起來，被 Pacific Standard 評為30位30歲以下的頂尖思想家之一，但實際操作及認受性還很初步。關於社會事務的決定，同樣是難以憑數量做依據，否則就用投票取代法庭算了。要投票達 到合情合理的標准，是投票者都具大致平均的素質而且具有相當的道德情操，例如陪審員有同等投票權，但和法官的投票權便不對等，而聯席審訊的法官則有平等投 票權，那是承認和體現專業知識水平的一個機制，用來避免作出質素低劣的判斷，亦是西方一些國家仍然保留間選的理據。還有，如果投票結果會造成一個明顯而具 大的利益轉移（transferred benefits)，那便很容易產生不道德的結果，很多國家或地區在革命初期都出現過以民主之名強行充公少數富人資產的民粹政治或暴民政治。所以，西方的 政制，除了物質條件，西方的人文傳統及人民平均質素經歷多個世紀的演進，是西方政制賴以持續(sustain)的非物質條件。
愚：嘻嘻，前輩是擔心本地民眾質素不高，出現民粹或暴民政治嗎？
智：這是不言而喻的，但公眾人物如此説，便成為被供擊的口實，所以無法啟齒；只要冷靜觀察，不難發現很多我之前所説的便車乘客(free rider)和尋租者(rent seeker)， 這些人在最近的日子紛紛浮出水面，比我往日想像還要多，更不認為可以在政改路上暴走。退一萬步說，被急進份子狠罵狠批，認為是保守落後的人士那麽多，算他 們正確，這些人質素那麽低下，不正是反説明未有條件即時落實這種須要高度自律的制度嗎？而他們部份人所展示的行為，亦不比他們狠批的對手優勝。未有足夠數 量人口具相匹配的文化素養，這種大躍進方式，只會為社會添亂。飯要一口一口的吃才能消化，美國要一百年才能名義上廢除奴隸制，一百五十年女性才有投票權， 黑人則要二百年。只要向前，不走歪路，那便可以快一點，但現時運動似被一些宣揚分離獨立的份子滲入並騎劫了，縱然拋開盲目的民族情感，稍有知識和理性的人 都知道是一條死路；歷史中的中國，分裂時便是人民最苦難的時期。現實中的世界，被瓜分了的國家，不少仍在水深火熱中。相信世界有王師或義師的，再研究一下 國際關係的現實主義再説吧。
愚：説了那麽多，前輩都是認為世上沒有沒有速成方法，路要一步步地走，對嗎？
智：正是！美國立國後，法國法律及歷史學家 Alexis de Tocqueville 兩次遊歷美國，近距離觀察這個只曾存在於希臘傳説中的政體，這政體向國人許下自由及全民共治的承諾，他用切身感受寫下兩册《Democracy in America》，在第一册中，他對美國當時實踐的民主極為欣賞，在第二册則已經多了一點保留，儘管身為這政體的推介人，他仍然指出自由不是無條件的，人欠缺道德操守和信仰，自由便無從確立。：
“Nothing is more wonderful than the art of being free, but nothing is harder to learn how to use than freedom.”
除了絕大多數人的道德操守和信仰，政府亦須要有良好的操守及堅強意志抗拒討好民眾的誘惑：
他早已看到民主亦會出現暴政，民眾的自由和政府的操守上其實並非沒有矛盾，當民粹主義(popularism)或大多數人的暴政(tyranny of majority)出現時，便是對領導人的考驗，他提到民主暴政的模式：
簡而言之，一切朋輩欺凌的方法，都能在多數人的暴政中發現到，第一是孤立，第二是令其公民權利名存實亡，第三是剝奪其個人尊嚴，第四是令其恍似生人勿近的帶菌者，總而言之，以一切手段令其生不如死。
愚：這真的是是二百多年前的言論嗎？為什麽可以這樣貼近現實呢？
智：那便是智慧，Alexis de Tocqueville 雖然傾向民主政制，但還算清醒，法國大革命後的亂局，相信對他有一定的影響。值得注意的是，意識形態矛盾並非單純是一個地區或國家的內部政治社會問題，經 歷過去半個世紀的發展，由西方國家掌握闡釋權的民主思想已成爲世界性的文化霸權，説民主思想是普世價值時，民主暴政作為民主思想的腐化(decay)現像 亦依附其上成為一種國際層次的普世災難，不認同現時主流民主政制的人士都被妖魔化，庶民和領導人都分别被粗暴地冠以愚昧，落後，懦弱，馴服，專橫，封建， 殘酷，愚昧，落後，麻木不仁等各式各樣的負面形容詞，正符合 Alexis de Tocqueville 所描述的情況，包括被當成了化外之人(being strangers)， 被剝奪維護個人尊嚴的權利(being forfeited of the rights to humanity，例如肆意侮辱的言詞)， 被惡意孤立排斥(shun to be impure，即現今流行語的unfriend)，令其感到生不如死(being worse than death)。這種文化上的欺凌(cultural bully)取代了傳統的佂服模式，令一些未具條件的地區「被加速民主化」(accelerated democratization)或「超前民主化」(advance democratization)，急進份子為了崇高道德理想或虛榮心的滿足，起而要求一步到位，結果產生民主的水土不服症候群 (customization problem of democracy syndrome)，與追求人間天堂的愿望適得其反。
愚：前輩一下子拋出這麽多名詞，吃不消了。
智：哈哈，印像中，一些所謂學者也愛拋出連串的現有或自創的名詞來唬人，其實沒有什麽大不了，我不過造了三個扮扮專業，其實用日常生活語言説，就是
廣東人所謂「沒有那麽大的頭戴那樣大的帽」，即是充大頭的心態。無論是政府和民眾，都是由人組成的群體，行為是集體行為，任何制度的實踐，都無法脱離人的
因素，包括個體的人格和見識，問題是在相對數量上是否有足夠多的人願意共同遵守這一套制度背後的社會倫理。如果有太多的「便車客」(free riders)或「尋租者」(rent seeker)從中謀利，強制執行的力度便要增加，多至某一個比例，或出現管治者也是尋租者的一份子時，那便只有回復到強權政治的狀態才可達至穩定的社會秩序，否則便是霍布斯Hobbs和洛克 Locke等人所謂的自然狀態(state of nature)，説是自然狀態，不如説是混沌狀態(chaotic state)或無序狀態(state of disorder)，亦是前文明狀態(Pre-civilization state)，絕非什麽人類的終極文明（Ultimate Civilization)。人口的質素及集體意志是成功的關鍵，所以他有以下的評論：
意識形態之爭，其中一個主要原因，便是有人把制度神化成全能的聖杯(omnipotent graul) ，可以凌駕歷史，文化，社會和人性，放諸四海而皆準，而沒有理會到客觀條件的必要性，最後把制度本身當作目標的全部，原有的目標卻被屏蔽或忽略。
愚：前輩引用美國做例子，很多人都將它當作成功的典範，可以説説您的意見嗎？
智：問得好，很多人只看結果不看過程，便錯把結果當成手段。回顧歷史，美國
立國時位處新大陸，遠離歐亞洲大陸原有文明，居民以英裔(盎格魯撤克遜
人)為主，但亦有可觀的移民來自各地，先天上是多元文化但不致失去文化重心，沒有太多歷史包袱，以人口相對土地計是大國寡民(按維基資料，1778年只有
270萬左右的人口，比香港六十年代還少)，並有黑奴提供廉價勞動力超過一百年(由踏足新大陸至南北戰爭)，潛在人均資源豐厚，具有比希臘城邦更優厚的客
觀條件來實踐雅典式的民主制，因緣際會，在十九及二十世紀初，人口及工商業才迅速增長，成為名正言順的大國
(1900年人口約76,212,168)，期間
有充份時間調節及演進。但美國獨立(1776)13年後，法國在1789-1799的法國大革命，巴黎公
社在政治理念上走得更前更急，卻無法複制美國的成功，而是制造了長時間的動亂，在共和和復辟中反覆，讓軍人(拿破侖)取得權力並發動戰爭，當時法國人口約
2900萬，是美國的十倍多，還有悠久的帝制和宗教傳統；在德國亦同樣失敗，讓納粹崛起，最終歐洲的政治亂局導致一戰及二戰，在戰後半個世紀，西方國家的
民主建設才跌跌碰碰地進化到今天的現狀，而且是各有本身模式。
愚：那即是用了二百多年，既然有前例，那便不必走歪路，加速不是可能的嗎？
智：看來很多人都抱有你這個看法呢。根據現狀和實踐，福山所説的政治秩序，是特定體制在特定環境下的微妙平衡(delicate
equilibrium)，多於一種普世通用的體制在不同環境下持續運作的狀態；但相信西方文化是普世價值的人士如福山或借用普世價值來撈取政治籌碼的政
客，當然不願承認這個事實。儘管經歷數百年的演進，西方的政治制度，其實建立了精密的機制，只有通過精英階層千挑萬選後的政治人物，才有機會走到台前成為候選人，接受民意的洗禮，選
民最後的投票結果，其實仍然是對有限選擇的事後確認，從政者不論政黨，背景和人脈關係相近，都是代表精英階層利益為主，誰當選的分别不大，那是他們的政策
能保持穩定性(stability)及可預測性(predictability)的原因,但也意味著保守(reservation)及頑固(stubbornness)；司法機關主要官員任命也是專業先於民意，為了保險，議會中更有非民選的議員平衡民選議員的意見，所以，西方政治，對外宣傳是一套，實踐起來，頂多是形式上服從民意，實際上是一種新貴族政體(neo aristocracy)。對於這點，Alexis de Tocqueville 的年代已認識到民主是一層表面的潻油，遮蓋著內裡的貴族色彩，他將自己這方面的感覺寫下來：
民主建基在自願(voluntariness)及自覺(self-awareness)和自律(self restraint/self discipline)的基礎上，空談理論可以説得非常崇高美好和動聽，務實反對的卻要負上對公眾不敬之名，所以難以啟齒反駁，結果宣揚民主自由成為擾亂一個社會原有秩序的最佳手段，特别是在未具客觀條件的地方，足以令牛鬼蛇神以民主自由之名起而圖利，Alexis de Tocqueville 在法國大革命之前後一度非常活躍，後來亦不免捲入政治鬥爭之中，事後便潛心寫作，顯然對現實政治灰心，對當時世界的政治社會潮流，他以下的一段評論仍有參考價值：
縱然有精英殷選機制把守前門，西方民主制的內在缺陷仍是明顯不過，那就是福山(Fukuyama)所説的腐化(decay)，具體的形式，Frank Karsten 和 Karel Beckman 在《Beyond Democracy》便舉出了13個世人誤信為真理的民主迷思(Myths of democracy )，下次跟你再談吧。
愚：好的，前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