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量制衡之權力陷阱
Power Trap of Check and Bal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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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5/2013
前線同事跟顧客打交道，最怕是遇著契而不捨每次都在測試別人底線之那類人，所謂怕不是因為他們具有暴力傷人之傾向或能力，而是討厭他們麻煩頂透，令人覺得
疲倦，每次跟對手談交易條件時，他們總會不厭其煩地提出難以接受之反建議，別人之耐性及禮貌會被視作仍有退讓之空間，直至別人忍無可忍寧可拉倒交易時才願
意成交。
他們之邏輯很簡單，就是將本身利益極大化，具體行動是不斷爭取直至受到無法壓倒之阻力為止，在談判或協商時，他們會看成是向彈簧施力，反作用力
（reaction)少於施加之作用力（action）便繼續步步進迫，直至無法壓下去便是代表作用力等如反作用力，即是達到可能獲致之最佳結果。
兩股相反作用之力達至均衡(check and
balance)被視作最理想狀態之觀念，最常見於經濟學理論中，中學生已知供求曲線相交點代表市場均衡狀態，在這個價格水平供求量相等，既沒有多餘供應
令倉存増加，亦沒有短缺做成爭相搶購。大學生深入一點，運用代數及微積分觀念，明白邊際效用(marginal
utility/benefit)及邊際成本(marginal
cost)相當於兩股相反作用之市場力量，當邊際效用等如邊際成本時(MU=MC)，供求量相等以外，社會總效用（邊際效用之和）減除社會總成本（邊際成
本和）之剩餘價值(surplus
value)最大，這剩餘價值便是社會效益，正常情況下大致會被供求雙方分享，但先決條件是供求雙方皆處於競爭狀態，具有對稱之議價能力。
在社會事務或政治事務中，亦有相似理論，權力均衡(balance of power)被視作穩定及理想狀態，超級力量(super
power)之存在會做成利益傾斜，西諺中有「權力令人腐化，絕對權力令人絕對腐化」之名句，根據這概念，西方發展出權力分立及互相制衡之理論和實踐模
式，現已成為西方主流思想，並通過種種手段向世界輸出，由於現時世界上最富裕及強大之國家亦屬西方國家，令其更具説服力，信眾極多。
視力量均衡為穩定及理想狀態之概念是一種不證自明之核心信念，只能選擇信或不信，中華文化自古以來已奉行此信念並一直深植於中國人之思想中，只是形式及核
心理念與西方有不同，當然地域或出生年代會造成歧異，例如本地人之文化傳統便隨時日而淡化，千禧後不但沒有因回歸大中華區而逆轉，反有加速異化之情況，不
少年青人以西方文化傳人自居並自覺比深受傳統文化影響下之國人優越，甚至以不懂中國文化而自豪。錢鍾書先生曾借《圍城
》説清末民初時之社會現像，搞理工科的瞧不起搞文學的，搞西方文學的又瞧不起搞中國文學的(原文為：「因為在大學裡，理科學生瞧不起文科學生，外國語文系
學生瞧不起中國文學系學生，中國文學系學生瞧不起哲學系學生，哲學系學生瞧不起社會學系學生，社會學系學生瞧不起教育系學生，教育系學生沒有誰可以給他們
瞧不起了，只能瞧不起本系的先生。」)。錢先生學貫中西，精通中外語文，寫學術著作時旁徵博引古今中外典籍（不信者可試讀錢先生之《管錐
篇》
看能明白多少），文革後以學者身份訪問英國，一口漂亮之剣橋英語傾倒不少老外，詞鋒不弱於往昔風華正茂之盛年，學問之深，非一般在國學中選個狹窄偏門課題
造研究，寫篇論文騙騙老外博導及評審委員會便在外國拿個博士學位回來那些學棍可比。錢先生對那些讀了點西方文化理論便對中國文化指指點點之人士，向來並不
客氣，據聞胡適之先生在北大因為愛引用西方名詞及理論，亦曾遭錢先生修理過。如果當年另一位錢先生-錢穆院長在中文大學時有錢先生那樣之學者助拳，就不必
受海歸學者及港英官僚那些閒氣，在號稱中文大學之學府開會卻以英語為法定語言。回頭看今天拿西方文化來奚落侮辱中華文化之某類人士，將來肯定不過是歷史中
一些插科打渾之角色，那些英不成，中不就但只有一腔熱情和正義感之憤青更是容易成為政客之炮灰，一個不小心更如汪精衞先生般走入正義之對立一方。
近代西方哲學中，康德（Immanuel Kant ）及黑格爾（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
）之影響至深，有證據説明康德之二律背反（antinomy ）及黑格爾之正反合理論（theisis ，anti -theisis
and synthesis ）都受到《易經》中太極陰陽學説之影響，與牛頓(Issac Newton)不約而同發明微積分之箂布箂茲（Gottfried
Wilhelm von Leibniz, 現時通
用
之微積分符號（dx
，∫）屬箂布箂茲所創，不過英國挾其日不落帝國國威而取得之話語權向世界宣稱牛頓為微積分始創人，惟二人惺惺相惜，並無為知產誰屬而爭議，彼此對無限小
（0）及無限大（∞）之處理亦有分別，從兩人來往信件猜想是彼此對極限之概念作過交流後便各自發展出微積分，但今人所習之微積分較接近箂布箂茲之模式），
另一偉大貢獻為二進制(binary numeral
system)，為日後電腦科技奠定基礎，雖然他不承認他發明之二進制源自易經，只曾説傳教士白晉(Joachim Bouvet, July 18,
1656 - October 9, 1730)於1703年向他介紹太極圖説，但太極八卦圖及易經
在十七世紀中便由耶穌會傳教士引進歐洲(1687年，耶蘇會士柏應理（Philippe Couplet，1623-
1693）出版了《中國哲學家孔子》)，當時強大繁榮之中華帝國，吸引力之於歐洲智識份子不下於現今之歐美國家之於本地有識之士，以萊布萊茲之博學，不可
能沒有涉獵有關中國文化之著作，正如今日稍有留意時事之人皆懂得説司法獨立和無罪假設是法治精神一樣。不少老外都知道中華文化盡是寶藏，諾奬得奬學者及量子力學始創
人波爾耳（Niel Henrik David Bohr，1885-1962
），便是用太極陰陽圖作為本身哥本哈根學派之徽號，古騰堡計劃(Project
Gutenberg)將千多年以來之中國古籍數碼化，公諸於世，但一些西方人一邊好好收藏研究，一邊拿一些本身之下價貨來忽悠世人，竟然有人相信，那是過
於天真簡單所致。
由於西方歷史文化以征服及反征服為核心信念，二元對立然後統一之概念便演化成相反力量之制衡，只是對立力量互相制衡卻會陷入霍布斯（Thomas
Hobbes）所謂之自然狀態，各力量互相攻擊，以消滅競爭對手為目的，是力量制衡可能引發之權力陷阱，那差不多是西方歷史在二戰前之寫照。啟蒙時代
（Age of
Enlightenment）以後較前進步是認識到自然狀態之不穩定而接受以契約作為代替原始暴力解決社會內部矛盾之方法（盧梭之民約論），然而契約背後
仍維持具體而形式上存在之權力作為立約時提升議價能力之基礎，所以西方人認為對立力量制衡而達至穩定狀態便是理所當然之最佳狀態。然而中國傳統太極陰陽之
二元論卻並非單單強調二元對立，相尅之外亦相生，既對立亦調和，萊布萊茲只見八卦由陰爻及陽爻組成，可跟數學中零和一相對應，故六十四卦便相當於六個位由
零和一組成之二進制數字，太極八卦在中國人手中二千多年只被用作是占卜工具及道德哲學之指導思想，但卻無人悟出電算機之基礎數學，即使箂布箂茲確是受易經
啟發而發明二進制，仍是值得炎黃子孫自我檢討何以如此不肖。只是純以二進制數字代表陰陽觀念原來並不足夠，那是因為二進制數字只能代表兩個不同之數值觀
念，對應於陰陽兩儀可以，但原來中國二千多年前之先哲，陰還細分為少陰和太陰，陽分為少陽和太陽，即所謂四象，而且指出物極必反之原理，故少陰漸長而成太
陰，太陰盡而生少陽，少陽漸長而成太陽，太陽盡又生少陰，陰陽相尅亦相生，天才若箂布箂茲，受數學符號規限，也想不出零生一，一生零之數學，那可能是現時
電腦無法模擬和理解人類思想之原因，特別是有關情感和道德方面之機制，何以愛極生恨，善極而成惡，人工智能似乎毫無頭緒，也許以後電算機之設計師能從陰陽
相生相尅之原理創造出更人性化之智能機器。
縱然跳出數學符號之束縛，西方近代哲學之二元對立然後統一之轉化過程，都是依賴外在對立力量之互相制約，然後依據相對強弱調整至均衡位置（宗教信仰本質上
也是來自神明之外在制約，只是較其他世俗力量更接近發自內心之規範），從來沒有像中華文化中儒釋道三家之思想那樣強調內在之自我約束和提升（佛道二家思想
同樣強調個人修為，但下放至普羅大眾或村夫愚婦，便普及化成佛道二教，通過膜拜敬畏形象化之神祈作為個人道德之制約力量，儒家思想同樣被宗教化成儒教，孔
子由聖人提升而成天上神明，不過孔子本人著眼今生，不重來世，説「未知生，焉知死」，向來不讚成不問蒼生問鬼神，故儒教不若佛道盛行），中
國人是於止知其所止，凡事留有餘地，不走極端，不趕盡殺絕，亦即是所謂之中庸之道。西方人視存在皆屬合理，做事方式是必遏盡所能爭取最大權益，不留餘地，
直至遇到足夠強大之外力制約然後罷休，是被終止然後方知其所止，就如那類永遠要測試對手底線之商人（或政客？），未碰到對方強力反彈前只會不斷將要求加碼
而不理會是否合情合理。故西方人如此重視有形有相（explicit and visible），具體（concrete），實在（physical
），正式（formal）及常態化（normalized）之制衡力量（checking force），並且以為是最有效達至理想狀態之方法。
當然，中西文化異同又豈是三言兩語所能概括，更由於通訊便捷，全球一體化下，人之交往及交流頻繁，個人差異很多時已大於傳統文化造成之影響，老樸見過比中
國人更「中國」和更溫柔諄厚之老外，也見過比老外更洋化更具進取性（aggressive
侵略性？）之華人，本地便觸目皆是。只因滿清二百多年來之失誤令世人以為中華文化一無是處，跟紅頂白者多，以為西方人所倡議之一切皆成至理。不説什麼形而
上之道理，單是想想跟一些貪得無厭每次跟你糾纒一番來找更多好處之交易對手，除了煩惱厭惡外，吃一兩次虧後，便學懂以其人之道還治其身，交易條款亦不厭其
煩務求堵塞一切漏洞，如此這般之議價策略徒令交易成本上升，這類人不過是聰明笨伯，既討不到便宜亦無法找到能互相信賴之合作夥伴。交易成本理論(Transaction Cost Theory)是張五常教
授得意之作，與中國人傳統傾向尋求降低交易成本之互贏方法不無關係。其他人事上之處理，亦是類同，每
個人抱著個人利益極大化然後不碰牆壁不收手之心態待人處事，那大量社會資源便浪費在互相拉扯對抗之內耗上，陷入近似霍布斯所謂之自然狀態權力陷阱中，輕則「
議而不決」，決而不行；中等程度則是對簿公堂，纒訟不休；嚴重者是陷入動亂或內戰中，社會成本大不在話下，有違公義始是重點。如果有人説為公
義可以不計代價，那根本付不出代價者如何能獲得公義？在不對稱力量根本是人類社會常態之情況下，那不公義難道便是必然？如果對稱之對立力量達致之均衡狀態是
成就公義之手段，超級力量豈非是必然邪惡（evil by
default）？那何以在國際事務中，自命公義之西方國家自工業革命崛起以來一直千方百計維持本身淩駕第二及第三世界國家之實力，如果説只容許正義力量
參與分享權力制衡之遊戲，那又是誰來説了算數？
